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在列。令人意外的是，卫立煌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丝毫愤怒与恐惧，反而激动落泪，连声称“我有救了！”这一反应看似违背常理，背后却有着深厚复杂的历史缘由。

回溯到 1938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阶段。太原战役刚结束，日军重兵南下，妄图拿下华北。身为二战区指挥官的卫立煌，在忻口战役后部队战败，正准备向中条山撤退。此时，赵荣升建议他前往延安会见毛泽东，或许能找到御敌良策。卫立煌采纳了这一建议。

到了4月，他抵达延安，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以及毛泽东的热情款待。尽管条件简陋，但卫立煌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真诚与朴实。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二人如同老友，就当时的抗战形势深入探讨。毛泽东的抗日理念深深触动了卫立煌，此后也成为他坚持的方向。此次延安之行，红军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令卫立煌极为敬佩，他认定这样的部队将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从延安回去后，卫立煌立即给八路军送去珍贵的军用物资，即便国民党内部有人阻挠，这批物资最终还是送达八路军手中，对提升八路军战斗力意义重大。此后，卫立煌还多次与周恩来会面。每次会面，周恩来都会与他分析局势，强调团结民众对抗日军的重要性，这些理念进一步加深了卫立煌对共产党的钦佩。不仅如此，卫立煌与朱德也情谊深厚。1937年，卫立煌奉命守卫山西，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猛攻，部队损失惨重。关键时刻，朱德调派贺龙、林彪等人支援，扭转了战局。1938年，两人见面，一见如故，在民族危亡之际，卫立煌坚定地选择与共产党并肩作战。

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看似“反常”却蕴含深意的事件。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遭拒绝。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忠诚的艰难抉择下，他们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这一行动看似背叛上级，实则是为拯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杨虎城深知，只有团结抗日，中国才有希望，他们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试图唤醒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抗日决心，推动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样，卫立煌在面临复杂政治局势时，其行为选择也有着深刻的考量。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然而，对共产党信任有加的卫立煌不愿与共产党为敌，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因此被蒋介石软禁。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对卫立煌亲共的怀疑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公布战犯名单，看似将卫立煌推向绝境，实则有着另一层意义。

在卫立煌心中，这意味着共产党没有忘记他，没有因他身处国民党阵营而否定他曾为抗日以及与共产党合作所作出的努力。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将卫立煌列入战犯名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倘若不如此，卫立煌极有可能因被国民党认定为“通共”而遭遇更大的危险。这一举措巧妙地让卫立煌在国民党的怀疑中得以保全。卫立煌敏锐地洞察到了共产党的这份苦心，所以才会喜极而泣，直呼自己有救了。后来，卫立煌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前往香港，并于1955年回到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